那么，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在本书所关心的市场形成的议题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显然，我们所揭示的市场形成的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路径与策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路径依赖，就是通过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而实现的。因此，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正是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以及市场秩序的路径依赖得以成为事实的前提，也是传统中国“市场嵌入社会”的具体机制与表达。进入市场形成问题的逻辑分析，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甚为关键。这本小书，在众多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总结了传统时期中国市场形成的路径以及市场扩大的逻辑，并最终将其归结于“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这一制度的文化特征，就是笔者试图超越既有学术史理论与结论的一个尝试性总结。而这一讨论，似乎又揭示了波兰尼认定传统中国经济归属“再分配型”组织原则与赵冈认为传统中国经济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张力之所在——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复杂性尚未被理论界完全总结出来。
这就提示我们，只有细致扎实地从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其内在逻辑、机制与性质，才有可能深入揭示传统中国市场的特征。当然，本书的研究，尤其是“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结论显示，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传统中国市场存在理性经济的逻辑成分，但是，由于传统中国制度运作的非正式化的普遍存在，探讨传统中国的市场形成路径，最重要的不是单纯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出发，而是需要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历史学的分析手段，从传统中国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辨析市场形成过程中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具体表现，才有可能探究“市场嵌入社会”的深层次逻辑，从而深刻揭示市场形成的具体路径与策略，最终抽象出关于传统中国市场运作的有可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思想成果。在这方面，刘志伟的思路非常有远瞻性。本书书稿即将完成之际，他在2017年硕士、博士毕业聚餐时，提示我们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经济体系，谈到了他关于中国传统经济体系的理解。他认为，以前他用贡赋经济来指称中国传统经济，也许并不十分贴合中国经济史的实际。因此，他建议用“食货经济”来定义中国传统经济体系，他指出，“食货”，尤其是其中的“货”，是极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其所指，是一种交换极为繁荣的“市场经济”，但这一“市场经济”并非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由国家直接参与组织的市场交换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能真正深刻揭示这一体系的独特之路，将有可能与西方经济学展开学术对话。[15]本书由于选题范围的局限、作者的学力不逮以及经验事实的相对不足，并未达到真正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独特道路的目标。但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应该是本书的主旨之所在，更是未来研究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期望有一批青年学者会有兴趣切入此问题，从大量尚有足够研究空间的中国传统经济运行事实入手，形成合力，最终实现与西方理论展开有效对话的目标。如果这本小书能使一部分读者对此问题产生兴趣，我将荣幸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