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妮失踪前给我写过圣诞卡？这一点也不奇怪。温妮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我认识温妮十六年了，统共收到她十五张圣诞卡。即使在那年，她为我承受了那样的屈辱，她也没有忘记给我寄圣诞卡。温妮的卡上，从不写那些人人都说的套话。有话说时，她就絮絮叨叨地写满一页纸。没话说时，她就只签一个名字。今年我等她的圣诞卡，迟迟没等到，心里就有了些不祥的预感—— 温妮从来是个守信的女孩子。请原谅我还用“女孩子”这个词来称呼她。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她。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妻子分别被上海的两所大学聘请任教，我教英国文学，她教国际贸易。我们带着六岁的儿子丹尼来到了上海。等到安顿下来之后，我们才发觉我们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语言的不通、习俗的不同，而是丹尼。丹尼是个早产儿，自幼身体孱弱，个性内向羞怯。即使在加拿大的幼儿园里，也不怎么合群。到了新环境之后，就越发自我封闭起来，不肯见人，不肯说话，不肯上大学的托儿所。我们只好找了个当地的保姆在家照看他。可是他跟保姆又合不来。我们一连换了好几个保姆，其中还有一个是从前在英国人家里做过，又会说几句英文的，也不管用。若我们在家，他还好些。若我们有事外出，他便无论如何不愿和保姆单独待在家里。